6月28日上午，在安信证券举办的2022年中期线上投资策略会中，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以《吹尽狂沙始到金》为演讲主题，进行了精彩的分享。

高善文认为，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应该没有悬念，并且完全有可能在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通过对全球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研究，高善文认为，中国在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后，如何继续维持增长，则需要不断补齐制度短板。

高善文认为，4月底以来，利空因素不再恶化和好转，助推和刺激了市场估值修复，这样的修复还在继续进展当中，即使经历了明显上涨，现在的估值仍然并不是很高。高善文表示，长期的经济增长对于诞生伟大公司非常重要，而伟大的公司是股市长期繁荣的基石。

高善文演讲重要金句和观点如下：

1、我们认为今年1-4月市场的大幅下跌，反映了很多超预期的内外因素的影响，4月底市场估值已经跌到非常极端的水平，而后市场开始进入了估值修正的过程，很多的利空因素的话，不再恶化或者明显好转，助推和刺激了市场的估值修复。

2、（4月底以来）这样的估值修复，现在毫无疑问还在继续进展的过程之中。即使市场经历了比较明显的上涨，现在的估值水平放在历史上来看的话，应该说仍然不是很高。

3、202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以美元计算的修正值，已经达到12,550美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应该是 13,083 美金。以2021 年的标准，我们与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的标准只差4%。在不太远的将来，中国跨过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正式成为高收入国家，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4、中国展望在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综合目前国际组织标准，中国人均GDP 的水平应该达到2.5万美金。基于现在的汇率和购买力，现在中国人均收入1.25 万美金的水平，相当于在14年的时间里边GDP翻一番，平均每年经济增速要达到5%。这个是基于这个美元的价格，过去20多年，人民币年复合升值速率1.3%左右。

5、在过去 2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速与东亚邻国的经济增速的长期均值是非常接近的。那么从现在到2035年，我们平均维持4%以上的经济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的经济增速很可能在4.5%附近或者略高一些。如果继续维持这样的增速，再考虑汇率升值，那么到2035年，我们实现达到这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区间，应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

6、1987年以后，新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的、人口超过500万的经济体之中，能够继续维持增长的国家和人口数量，大约只有1/3。而2/3的国家和2/3的人口，在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以后，经济基本上就停滞。

7、中国在研发与教育层面，还有在对外开放等很多层面上，中国的得分也都是非常高的，在制度支撑和价值取向层面上，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地补齐制度短板，中国是完全有可能，就像东亚其他国家的表现那样，在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以后，继续实现较好的经济增长。

8、从现在去展望到更长期的将来，一个长期之内继续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的宏观环境，对不断地涌现很多新的公司，对这些公司长期的增长，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而后者奠定了股票市场长期繁荣和长期走牛最重要的基石。

中国基金报记者将高善文演讲原汁原味实录整理如下（未经演讲者本人核实和校正，保留口语化表述，实录全文9000多字）：

一、中国人均收入距离世行高收入门槛只差4%，跨过没有悬念

在过去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也许对于全球经济格局来讲，最引人瞩目的和最惊人的变化，是中国经济极其高速的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上升。去年（202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以美元计算的修正值，已经达到 12,550 美金。

世界银行还没有公布 2021 年高收入国家门槛的修正值。但是我们使用相通的标准和方法，我们估计的结果，2021 年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应该是 13,083 美金。在2021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世界银行的门槛值只差4%。如果用 2020 年的标准的话，中国的收入水平与世纪银行的门槛值的话相差应该不到1%。但是比如 2021 年的标准的话，我们与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的标准只差4%。我们可以完全有把握说，在不太远的将来，中国跨过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正式成为高收入国家，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二、出现无法预期的冲击，2022年能否跨入高收入国家存变数

我们在两年以前，曾经认为中国最晚的在 2022 年，就是在今年有可能跨过这个门槛。因为站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差值的话只有4%。以美元的意义上来讲，中国只要能够实现超过 4% 的增长，就能够跨过这一门槛。但是应该说的话，在 2022 年的话，内外经济环境出现了一些我们无法预期的冲击。

对中国来讲的话，有疫情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全球的角度来讲，由于美联储加息，美元汇率大幅度的升值，美元的指数从90多的水平上升到现在差不多超过100，有接近15%的升值。然后此外的话除了中国之外，在全球范围之内，在全球的主要经济体范围之内都出现了幅度非常大的通货膨胀。而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都相对来讲非常的稳定，这意味着 2022 年的这一门槛值向上修正的幅度会比较大。一方面有美元很大升值的影响，更重要的有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一定的贬值和中国相对经济增长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以及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国能否在 2022 年正式跨过这一门槛出现了一些变数。我们此前曾经认为的话，在 2022 年这一问题（跨越）的话，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悬念的。但是因为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些因素的影响，在 2022 年能否实现这一点还有一些变数。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相信在不太远的将来，在未来两三年之内，中国正式跨过这一门槛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三、中国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要从1.25万美元增长到2.5万美元

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政府已经正式的把包括市场参与者，把长期经济增长的展望放到了2035 年，在2035年中国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就是跨过高收入门槛以后，那么对长期的经济增长而言，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 2035 年，要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那么中等发达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按照我们的理解，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定义。

不同的国际组织具有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的侧重点的话也非常不一样。比如OECD的侧重点，在一定程度上对价值观有一些强调，联合国对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等等，有一些些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出口的多样性、人均GDP等等，都有重要的标准，除此之外，还考虑了一些其他的没有明确介绍的标准。

我们就分别估计和计算不同国际组织所定义的发达国家之下，中等发达国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对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在80个国家当中有27个人口不到100万，所以我们集中在人口超过100万的53个经济体之中。这53个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DP的中位数是3.2万美金。

根据OECD 的标准，发达经济体的个数有38个，人均GDP的中位数是4万美金；联合国所定义的发达经济体有36个，人均GDP的中位数也是4万美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定义的发达经济体有40个，人均GDP的中位数是4.1万美金。

在大多数的分类下，发达经济体的中位数，也就是中等发达国家附近。如果你处在中等发达国家附近的话，人均GDP 的水平的话应该在4万美金附近，应该不明显低于3.2万美金。基于现在的汇率和购买力，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作为我们2035年的标准，那么在基于现在的比如说 1.25 万美金的水平，在15年之内要达到这一水平，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应该说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我们又计算了另外一个标准，把发达经济体分成这个三类，分别的话，在发达经济体内部的话分为高、中、低三个组。我们去计算自下而上的 1/3 的分位数的，对所有的发达经济体，按照收入高低排序。过了这个 1/3 的分位数的话，我们就认为跨过了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序列。

按大多数国际组织的标准下所计算出来的门槛值，都在2.3万美金、2.5万美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要略微高一些，在3.2万美金。

所以综合来看，就是中国在2035年要跨过中等发达国家的这一门槛值，正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序列。是大概率的标准的话，我们自己考虑的标准应该是人均GDP能够达到2.5万美金。

那么人均GDP达到2.5万美金是什么水平，以202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的话，大概是1.25万美金，就是差不多在 14 年的时间里边要翻一番。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平均的经济增速要达到5%。那很多人觉得5%的经济增速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也需要很多的努力。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要考虑的是这里的计算是基于这个美元的价格。

而在过去几十年的长期历史上来看，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就是剔除通货膨胀以后，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在过去 20 多年的时间里边，一直处在升值的趋势之中，年度复合增速的，升值的这个速率的话大概在1.3%左右，如果未来增长能延续这个升值趋势。

这个反映了经济增长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反映了很多基本面因素的影响。那么以这样的标准来看的话，大数来讲，实际上从现在到2035年，如果中国的人均 GDP 以本地计算能够达到4%的增速，再叠加1%或者略多一些的汇率升值，我们就能够完全达到这一标准。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以前所这个考虑和设定的一些基本的想法。从这一想法的另外一个背景的话，我们在历史上的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放在这个东亚经济体长期增长的背景下去看待。

四、中国现在到2035年经济增速可能在4.5%附近或略高一些，完全可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比较基本的想法的话，是说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话有非常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在很多方面，比如说的话这些地区的人民的话都这个非常接近，整个的储蓄率非常的高，工作非常地勤奋，非常重视教育，人力资本的积累非常的快。总体上来讲，服从权威、遵守秩序。那么所有特征，都使得这些经济体的话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在很长的时间里边维持了非常惊人的增长速度。

然后我们的基本的设想的话，这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做的一个工作。我们的当时的基本假设是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的经济的追赶过程，理解为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复。做出这样的假定的原因的话，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

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对中国大陆的增长水平与他们的增长水平，在历史的这个相似点上的话做了一定的对标。做完这个对标以后，我们在相同的对标点上，我们对比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速与他们的经济增速的平均值。

在过去 20 多年的时间里，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经济增速与东亚邻国的经济增速的长期均值的话是非常接近的。包括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减速与他们所经历的减速的话也是非常接近的。以这样的对照来看的话，那么从现在到 2035 年的话，我们平均维持4%以上的经济增速的话，应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

实际上完全基于这样的对照来看，中国的盈利增速很可能的话是在4.5%附近，向上的话，也许可能最高的话到5% ；向下的话，有可能是在不低于4%，应该在4.5%附近或者是略高一些的水平。

那么如果继续维持这样的增速，再考虑汇率升值的话，那么到2035年，我们实现达到这个中等发达国家的这个区间的话，应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这样的这个预测结果，提出以后，确实也有一些不同的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的话，着重地指出了两个方面的事实，这两个方面的事实的一些，在最近这几年确实有一些表现。我们同意这两个方面的重要事实都是存在的，并且都很重要。

五、2/3的国家在跨过高收入门槛后经济基本上就停滞，只有1/3的国家能够维持增长，乃至最终跨过这个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

那么批评意见指出的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个是说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有14亿人口。2020年，全世界高收入国家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的话，大概只有15%、16%。但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的话就超过了这一比例。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这一单一事实，就会使全球高收入国家人口翻一番还不止。

超大型国家在和平快速崛起发展的后期，所带来的重要差别在于它会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会对国际政治格局和秩序产生巨大的压力。而在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甚至日本的崛起过程之中，这一压力都不明显，或者是远远没有这么突出。

尽管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崛起以后，曾经爆发了严重的日美贸易摩擦。但是日本的崛起对于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与中国的崛起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潜在冲击相比，可能还不在一个量级上。

由于中国的崛起，对现有的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的冲击。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国际环境产生一些影响，而这一影响，在我们现在的历史比照之中，是没有很好地去包容这样的特征的，这样的批评意见，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

另外一个批评意见是说中国跟东亚经济体相比的话，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跟东亚邻国的经济制度相比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在继续追赶的过程之中，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是否完全可比、至少的话也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我们同意，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继续以这个这样的对照为基准，我们想进一步去考虑这些因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我们的长期经济增长的话产生影响。另外，当然毫无疑问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过去几年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确实在经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俄乌战争也是一系列变局过程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中等发达国家这一门槛做了定义。那么做完这个定义以后，我们可以对1987年以来，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就是跨过6000美金门槛的一些国家，随后的长期增长做一个分析。这一分析，可以作为我们讨论刚才所提出的问题的一个重要参照。

首先，一个基本的重要的事实是，1987年以后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的经济体，不是所有的经济体在此后都能够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即便你跨过了高收入国家门槛，但是此后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都能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乃至最终跨过中等发达国家门槛。那么我们对于这其中人口超过500万的经济体，就是1987年以后跨过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在跨过高收入门槛以后的长期的经济增长做了一个评估。

做完这个评估以后的话，我们按照长期的收入增速，首先简单地把它分成两个收入组。一组是在跨了高收入国家门槛以后，它的人均收入维持继续增长。另外一组，就是它的增长相对比较慢一些。在这个分组之中，能够继续维持增长的这一组国家，在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以后，在长期之内他们确实能够继续维持一定增长。但是这些国家的数量或者是这些国家的人口的占比等等，并不是很多。

在1987年以后，新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的、人口超过 500 万的经济体之中，能够继续维持这样增长的国家的数量，大约只有1/3，他们的人口占到我们刚才所定义的这个组别的人口的比重，刚好也是1/3。他们的 GDP 的话，占这个组别的比重是 50% 略微出头。而作为对照的话，另外一个组别，他们的国家的数量和人口的占比都在2/3，但是GDP的总量的话基本上是一半略低一点。

对于2/3的国家和2/3的人口，他们在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以后，经济基本上就停滞。尽管在跨过这一门槛之前，他们也实现了相对比较长期的比较强劲的增长。但是跨过这一门槛值以后，总体上来讲的话，这些经济体就停止了增长。

只有1/3的国家，1/3的人口的数量，在跨过高收入门槛以后，能够继续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乃至最终的话跨过这个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

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法治建设层面短板，中国是完全有可能在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后，继续实现较好的经济增长

那么在跨过高收入门槛之前，这些国家是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样本范围之内，1987年的跨过高收入门槛的500万以上人口的国家，在这个组别之内，在跨过6000美金之前，它们都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内能够持续地实现增长。但是为什么在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以后，比较多数的国家基本上就停止了增长，而只有少数的国家能够继续增长呢？这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问题。

我们试图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的着眼点，是试图回答我们刚才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就是中国在面向2035年跨过中等发达国家门槛，实现这一宏伟愿景的过程之中，面临着哪些困难和挑战？还有哪些工作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我们的基本的想法，就是在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以后，去评估一个国家的进一步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我们从5个大类、20 多个细项之中，对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潜力的话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这五个大类的话，分别是这个给定的国家与欧美世界，特别是英美世界的关系。再比如说在这个经济体内部的话，民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的相对比较活跃或者相对来讲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再比如说，一个经济体的法治水平是高还是低？这个经济体，对研发和教育的重视程度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经济体对外部世界的开放程度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从这样 5 个大类，然后的话进一步细分分为 20 多个指标，试图去比较定量地衡量一个经济体，它的长期的增长潜力。

这背后的基本的假设，是他能够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表明他已经克服了很多问题，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它要继续实现相对比较高的增长。这些方面的制度性的因素，文化背景或者是社会价值取向方面的因素。对继续实现经济增长，相对有比较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因素之外在，我们觉得至少暂时提不出来更系统性的全面的因素，我们暂时能够提出来的，我们认为比较全面的和系统性的因素就是这五个大类。

那么为了衡量这五个大类的影响，我们进一步把它细分为 20 多个细项，对每一个细项，都进行定量化的打分。这些打分的规则乃至打分的过程，很多都参考了一些文献上的研究。比如去衡量研发和教育的时候，我们会衡量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会衡量提供培训的企业的占比，会衡量每百万人口科研人员的比重，会衡量每百万人口的专利所授权的数量等等。

再比如说，在对外开放方面，我们会考虑到这个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管制、关税税率、营商环境等等。所以对于每一个这个大类，我们都尽量从很多的细项上，对它进行更仔细的描述。而且这些描述，也进一步转化成定量的描述。然后定量的描述，实际上是想对这些国家，它的一个制度环境和社会的价值取向，进行一个这个刻画。想观察它的制度环境，是不是有利于经济继续维持增长，它的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是不是有利继续维持这个经济增长？

比如说民粹主义。对于一些刚刚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国家而言，由于历史传统、文化宗教等等的原因，也许比如说阿根廷、巴西，都出现了比较普遍的民粹主义倾向。这样的一个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肯定是不利于经济整体的继续增长的。

其他的在制度层面的一些因素比较一目了然。比如在多大程度上去重视研究、教育，中国长期讲的科教兴国。比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继续开放经济，去参与国际竞争，这些因素，反映了一定的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

做完分类以后，我们对这些经济体打分。从打分情况来看，我们刚才所定义的这个样本，1987 年以后跨过了高收入的经济体，人口超过 500 万。按照长期的经济增速做排序，从中间分开。下面的就是相对增速比较低的，上面就是相对增速比较高的。

对这两组国家，对他们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做了一个定量的评估。评估完的得分结果的话，我们想强调的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在跨过高收入门槛以后，能够继续维持增长的国家，他们的均值得分是80分。而对于不能够继续增长的国家，他们的均值得分是不到70分。就是对于增长组而言，他们在价值取向和制度的支撑性方面的得分，要系统性地高于停滞组。

我们刚才基于一些先验的知识，对一个经济体它的一个社会价值取向以及制度环境，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继续增长所做的一个定量的评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长期经济增长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并且这种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是把它作为两个组别来看。

所谓的停滞组你仔细地看，一方面表现为本地的经济增速非常低，另外一方面表现为他们的汇率都出了问题，相对美元的汇率的话，普遍都出现了或大或小的问题，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贬值。但是对相对高增长的这一组而言，一方面经济增速高，另外方面汇率的表现还可以。

那么为什么这些经济体之间的长期的经济增速会有这种差异，那么从我们的考虑和我们对这个一些定量处理的结果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的话，它很可能反映了这些经济体的话看，他们的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的变化和这个制度的支撑性。而这个那么进一步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的话，就是把中国放在东亚立体的背景下来比较的话，在很多层面上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差异。

特别重要的差异包括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包括这个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巨型国家，它对国际政治体系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的背景下，它的机遇增长的话可能有一些影响。那么使用同样的一个标准的话，我们在东亚经济体的背景下，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讨论。

那么从这些讨论的结果来看，应该说的话，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得分的话是非常高的。比如说，中国在研发与教育层面上的得分是非常高的，既反映了在我们的经济体制中的话，中国对于在文化上的话，对人力资本、对教育的重视，也反映了长期以来，政府去贯彻科教兴国的政策，在实际执行层面上的结果。

再比如说，在对外开放层面，在很多层面上中国的得分也都是非常高的，比如说这个中国的关税税率是非常低的。再比如说，中国所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处在非常高的水平。那么这些方面的变化都是有利于支撑长期的经济增长。

但是合并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刚才在研究，多少有一些价值，也许它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在中国的话，从现在到 2035 年也继续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能够成功地跨过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

那么在制度支撑和价值取向层面上的话，毫无疑问，我们还有这个更多的工作要做。换句话来讲的话，就是如果用这个我们流行来讲，我们的经济增长的话，我们正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那么高质量发展的话需要一个高水平的制度支撑，也需要的话整个社会有一个更宽松的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一个价值取向。我们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地去增强在法治建设层面上的差距和短板。

那么从长期来看，中国是完全有可能，就像东亚其他国家的表现那样，在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以后，继续实现较好的经济增长。

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不是说跨过高收入门槛以后，就一定能实现的，也不是说不做任何工作就一定能实现的。它需要我们在长期之内，继续以建设为中心，继续不断地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很多的制度层面上的话，不断地去补齐制度的短板。

在完成了这些工作的条件下，继续维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目睹和经历的非常高的增长，并在2035年最终跨过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就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七、总结：市场估值修复还在进展中，中国经济长期增长需不断补齐制度短板

那么做完这个讨论以后的话，我把我今天的讨论做几个方面的总结。

第一个方面的总结是，我们认为今年前期 1 到 4 月份的一个市场的大幅度的下跌，反映了很多超预期的内外因素的影响。在今年 4 月底的时候，市场的估值已经跌到这个非常极端的水平，特别是考虑了市场的下跌，没有流动性的紧缩的背景。那么市场的下跌的话是他的估值水平的话，一定是处在非常极端的水平。然后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的话，已经完全吸收和过度吸收了一系列利空因素的冲击，从交易层面上来看也毫无疑问是这样，在这样的条件下的话，市场开始进入了一个估值修正的过程。

在估值修正的过程之中，一些短期的不利因素，在逐步消除和缓解，从疫情的话到稳增长，到其他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进一步的修正等等。很多的利空因素的话，不再恶化或者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好转，特别是流动性环境的话有明显的改善。

那么这些因素进一步助推了和刺激了市场的估值修复。而这样的估值修复的话，现在毫无疑问，还在继续进展的过程之中。即使市场已经经历了比较明显的上涨，现在的估值水平放在历史上来看，应该说仍然并不是很高。

但是前期市场的下跌的话，同时也反映了一些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可得性、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可维持性的忧虑。那么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试图对长期的经济增长的话做一个进一步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建立在我们几年以前讨论的基础上。

在几年以前的话，我们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放在东亚经济体的背景下来讨论，基本的预测结论的话，是中国在长期之内可能能够实现4.5%左右的增速。进一步考虑到汇率的升值的话，那么以美元计算的经济增速的话，可能就在5.5%以上，是完全有可能跨过2.5万美金的这一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的。

但是考虑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差异，我们以1987 年以后的新的高收入国家的样本，对这一结果做了一个进一步的研究。那么1987年以后的高收入国家为样本，我们的基本的经验观察，是只有1/3的国家能够继续维持增长，2/3的国家总体上增长就陷入停，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那么我们倾向于认为的话，这种差别来源于这些国家的话经济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支撑性，以及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方面的影响。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观察的维度出发，我们的基本的看法，是中国需要并且只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地增强社会法治建设，去补齐很多制度方面的短板。那么在长期之内，我们继续维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的话，跨过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的话，也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我们知道的话，长期的股市的繁荣的话，取决于经济体制中的话。不断地产生新的伟大的公司。这些新的伟大的公司的话，它的成长通过上市的话与投资者分享。那么这些伟大的公司的话，在长期之内的话能够不断地增长，不断地创造价值。我们在去年年底的对中国市场过去十几年的一个历史的梳理之中也显示这一点。就是在长期之内的话，只有不断增长的上市公司的话，相对来讲才能实现更高的收益。而相对来讲长期内不断实现增长的新的公司，在整个市场之中的占比总体上是越来越高。

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从现在去展望到更长期的将来，一个长期之内继续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的宏观环境，对不断地涌现很多新的公司，对这些公司长期的增长，毫无疑问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而后者的话，奠定了这个股票市场的话长期繁荣和长期走牛最重要的基石。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下，市场前期的话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忧虑是需要得到这个认真的回答。

那么从我们刚才的情况和结论来看的话，就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是对中国来而言的话，继续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地补齐制度短板，不断地去增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的话，去继续实现我们在历史经验之中，所看到的那样相对比较高的增长。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