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突飞猛进，从最初的金融体系初步形成，到金融改革全面推进，再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断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金融科技的创新和应用不断深化。但是，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存在城乡和地域的差异，金融产品与服务无法深入地理位置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

　　今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对新时期金融科技发展提出了指导意见，明确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保障，金融科技成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机遇。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金融科技如何赋能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金融科技为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速度加快，范围增广。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余额能够反映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金融服务的使用程度，常常作为代表性指标。截至2021年年末，我国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38.60万亿元，贷款余额为198.50万亿元，近十五年来规模逐年递增，其中，普惠小微贷款保持较快增长。《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1年)》显示，截至2021年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9.23万亿元，同比增长27.3%，全年增加4.13万亿元，同比多增6083亿元；普惠小微授信户数4456万户，同比增长38%，体现出我国普惠金融小微贷款总量和小微经营主体都有较快增长的趋势。

　　我国普惠金融经历从“小额贷款”到“微型金融”再到“综合性的普惠金融”的过程，这个演化的内在逻辑是从“服务需求”到“金融创新”再到“金融服务的供给”。其中，金融创新是关键因素。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为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通过大数据建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工具，使得商业银行在风险识别、资产定价、债务清算等方面取得良好的成效，从而推动金融服务惠及中小微企业、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将普惠金融与商业银行盈利目标结合起来。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金融，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技术支撑和创新机遇。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声纹技术、智能算法等在客户画像、客户标签、无接触支付中的广泛应用，是当前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的体现。商业银行处于我国金融服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是金融科技的应用主体，也是推广普惠金融的重要金融机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应着眼于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提高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从而促进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四个维度构建我国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普惠金融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在普惠金融概念的界定之上。普惠金融的概念主要从金融服务的主体来界定，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是指非正规金融组织向贫困人口发放的小额信贷；世界银行于2008年提出，普惠金融指使用金融服务时不存在价格与非价格的壁垒，能够多维度地实现金融服务。二十国集团(G20)发布的普惠金融测度指标体系主要包含金融服务的四个维度，即渗透性、可得性、使用效用性和可负担性。为测度我国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本文参考G20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关研究，从商业银行的视角，从金融服务的地理覆盖度、金融服务的人力支持度、金融科技的服务可得性和金融服务的普惠使用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我国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六个二级指标(营业网点数、员工总数、自助设备数、手机银行客户数、普惠型小微金融贷款余额、银行卡手续费)均来源于万得(Wind)金融终端数据库上市商业银行企业社会责任数据表和经营数据表，截至2021年12月31日，我国共有41家上市商业银行，其中，2021年新增4家，2020年新增1家，2019年新增8家。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数据表和经营数据表的数据可得性，同时考虑商业银行的市值规模，本文选取2019年年报数据，故剔除新增上市商业银行16家。另外，江阴银行、张家港银行没有企业社会责任数据表，苏农银行、贵阳银行、杭州银行、无锡银行缺少企业经营数据表，因此，得到上市商业银行共19家，即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5家国有大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8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江苏银行、常熟银行、上海银行6家城市商业银行。

　　本文基于因子模型构建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六个指标的权重估计量，最终合成综合指数。可以得到，五大国有银行排前五位，农业银行的普惠金融水平最高，其次是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8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次，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普惠金融发展较快，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紧随其后。6家城市商业银行排名最后，其中北京银行和江苏银行普惠金融发展较好。

　　金融科技赋能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的机制讨论

　　基于我国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综合评价指标，本文进一步考察金融科技赋能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的机制，其中，金融科技的衡量采用各上市商业银行年报中发布的“信息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

　　通过面板模型讨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科技投入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结果显示，一方面，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呈现“U”字形。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估计系数为负值，验证了商业银行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主体，在发展普惠金融初期，对其盈利能力会造成冲击、降低其盈利能力的影响结果；但普惠金融指数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体现了随着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商业银行通过金融科技有助于解决普惠金融发展过程面临的成本与收益难以兼顾等问题，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支付等金融科技手段，助力金融机构降低服务门槛和成本，提高金融机构风险控制能力，降低操作成本，使得其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正面影响效应开始凸显。

　　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随着各大商业银行加大信息科技投入强度，有效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增强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体验，使得物理网点和自助设备逐渐从商业银行的利润中心变成服务中心，使其在服务区域经济和局部金融需求上发挥更大的价值；重塑业务结构、创新盈利模式，商业银行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信息技术，充分分析和研究不同客群的金融产品需求的差异性，针对普通客户、长尾客群、小微企业客户等不同经营规模、收入水平、风险承担能力以及金融意识的实际情况，创新设计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性需求；提高业务流程快捷高效、降低手续费，优化客群结构，从而在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同时打开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同时，加入时间和个体双重固定效应后，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同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U”型影响具有显著性。

　　进一步地，本文从样本分类的角度考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科技投入强度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具有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金融科技对盈利能力的影响也具有显著性，并且加入时间效应后，显著性也依然存在，体现出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发展初期，提高金融服务的地理覆盖度、金融服务的人力支持度、金融科技的服务可得性和金融服务的普惠使用度，必然增加运营成本，从而对盈利能力产生冲击。但是，随着股份制商业银行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强度，依托金融数字化趋势，加强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有效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打造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等金融服务平台，提升服务质量，创新普惠金融的产品和模式，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会使得普惠金融对盈利能力的正向影响逐渐显现，从而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金融科技促进普惠金融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融合发展的效应不显著，原因在于，一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规模较大，金融科技发展规模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在三类性质商业银行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科技投入强度与其规模不相称；二是由于存在地域性，城市商业银行主要服务于地方中小微企业，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是三类商业银行中最弱的。

　　相关建议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普惠金融的业务定位和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存在偏差，需要协调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发展普惠金融的关系。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针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出台相应支持政策发展普惠金融业务。从实证结果中我们看到，五大国有银行的普惠金融水平最高，其次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排在最后。普惠金融的受众分散，更多在村镇，城市商业银行在普惠金融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农村信用社、社区银行深入基层，是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环节，对完善商业银行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但是，由于普惠金融发展实践中普遍存在结构性排斥的问题，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存在偏差，需要政府针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出台相应政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挥其规模化优势，进一步扩大服务内涵与半径，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当充分发挥各自特色优势，创新多元化产品；城市商业银行结合地方政策，充分发挥本土化优势；最后，将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下沉到农村信用社、社区银行等，鼓励其开展普惠金融业务。

　　(二)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加强普惠金融的技术支持。通过普惠金融、金融科技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分析，可以看到，大数据和移动支付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也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尤其体现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在普惠金融发展初期，随着营业网点和基础设施等成本增加，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减弱，金融科技能够有效平衡普惠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目标的偏差，解决盈利性与普惠性的矛盾。政府部门需要对金融科技因势利导，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与传统金融业务有效融合，使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中各施所长，从而推进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助力。

　　(三)健全普惠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全体经济社会的主体，既包括大型国有企业或高资产净值的个人，也包括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应实现其向金融消费弱势群体全方位的覆盖。但不可避免的问题是，相对于大企业客户，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风险承担能力较弱。因此，鼓励支持商业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本，发展普惠金融业务，需要金融风险监管体系的保障。政府及监管部门需要建立健全普惠金融监管体系，有效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创新的同时防止金融风险的进一步扩大，从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重塑银行业务结构，创新盈利模式。数字化手段可以解决高成本获客和大量审批带来的效率问题，但仍然不足以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商业银行需要重塑业务结构，创新普惠金融的模式，充分分析和研究不同客群金融产品需求的差异性，针对普通客户、长尾客群、小微企业客户等不同经营规模、收入水平、风险承担能力以及金融意识的实际情况，创新设计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性需求，从而在发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同时打开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

　　(五)提高银行业务流程效率，降低手续费，优化客群结构。普惠金融面向的客户群体是多样的，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也是复杂多样的。商业银行应当主动求变，从过去以产品为导向的商业模式转变为“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精简业务流程，提高流程快捷高效，降低手续费，围绕客户进行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平台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功能，服务长尾市场，体现普惠金融的定位。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商业银行赢得政策红利的重要载体，也是促进业务可持续发展关键一环。商业银行也可借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改善客户结构，逐渐从依赖大中型客户中转移出来，分散经营风险，切实服务实体经济、承担社会责任。

　　(六)有效融合大数据、移动支付和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增强金融服务体验。物理网点已逐渐从商业银行的利润中心转变成为服务中心，随着大数据、互联网技术渗透到金融领域，商业银行应当依托移动支付等金融科技手段拓宽业务边界、提高服务质量。可以将物理网点和自助设备作为金融服务体验的空间，使其在服务区域经济和局部金融需求上发挥更大的价值，从整体上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平衡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盈利性之间的矛盾，从商业银行主体出发，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